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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寨张建新

我有一颗中国心,祖国永远在我心中。读书万卷,诲人不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名作赏析:李清照的婉约派代表作---《一剪梅》  

2017-04-21 17:35:10|  分类: 名作赏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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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红藕香残玉簟秋。 

  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。 

  云中谁寄锦书来? 

  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 

   

  花自飘零水自流。 

  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 

  此情无计可消除, 

  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 

  这是一首倾诉相思、别愁之苦的词。这首词在黄昇《花庵词选》中题作“别愁”,是李清照写给新婚未久即离家外出的丈夫赵明诚的,她诉说了自己独居生活的孤独寂寞,急切思念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。伊世珍《琅嬛记》说:“易安结褵(婚)未久,明诚即负笈远游。易安殊不忍别,觅锦帕书《一剪梅》词以送之。”作者在词中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稍纵即逝的真切感受,将抽象而不易捉摸的思想感情,以素淡的语言表现出具体可感、为人理解、耐人寻味的东西。 

  词的上阕首句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 写荷花凋谢、竹席浸凉的秋天,空灵蕴藉。“红藕”,即粉红荷花。“玉簟”,是精美的竹席。这一句涵义极其丰富,它不仅点明了萧疏秋意的时节,而且渲染了环境气氛,对作者的孤独闲愁起了衬托作用。表面上写出荷花残,竹席凉这些寻常事情,实质上暗含青春易逝,红颜易老,“人去席冷”之意境。梁绍壬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赞美此句“有吞梅嚼雪,不失人间烟火气象”。“轻解罗裳,独上兰舟”是写其白天泛舟水上之事:词人解开绫罗裙,换着便装,独自划着小船去游玩。“轻解”与“独上”,栩栩如生地表现出她的神态、举动。 “轻”,写手脚动作的轻捷灵敏,表现出生怕惊动别人,小心而又有几分害羞的少妇心情。正因为是“轻”,所以谁也不知道,连侍女也没让跟上。 “独”字就是回应上句的“轻”字,点明了下阕“愁”字的症结。 “独上兰舟”,正是她想借泛舟以消愁,并非闲情逸致的游玩。昔日也许双双泛舟,而今独自击楫,恩爱情深、朝夕相伴的的丈夫久盼不归,怎不教她愁情满怀。 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”惦念丈夫,望眼欲穿,真是一封“家书抵万金”。“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”是她思夫的迫切心情,突然自现的外在表现。 作者借助于鸿雁传书的传说,画面清晰,形象鲜明,它渲染了一个月光照满楼头的美好夜景,然而在喜悦的背后,蕴藏着相思的泪水。“月满西楼”写月夜思妇凭栏望眺。月已西斜,足见她站立楼头已久,这就表明了她思夫之情更深,愁更极。 盼望音讯的她仰头叹望,竟产生了雁足回书的遐想。难怪她不顾夜露浸凉,呆呆伫立凝视,直到月满西楼而不知觉。

  下阕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,言眼前的落花流水可不管你的心情如何,自是飘零东流。其实,这一句含有两个意思:“花自飘零”,是说她的青春象花那样空自凋残;“水自流”,是说她丈夫远行了,象悠悠江水空自流。只要我们仔细玩味,就不难发觉,李清照既为自己的红颜易老而感慨,更为丈夫不能和自己共享青春而让它白白地消逝而伤怀。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,正是从两个“自”字中表现出来的。这就是她之所以感叹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关键所在,也是她俩真挚爱情的具体表现。当然,它所喻的人世的一切诸如离别,均给人以无可奈何之感。“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”由己及人,互相思念,这是有情人的心灵感应,相互爱慕,温存备致,她想到丈夫一定也同样因离别而苦恼着。这种独特的构思体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二人心心相印、情笃爱深,相思却又不能相见的无奈思绪流诸笔端。“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”这种相思之情笼罩心头,无法排遣,蹙着的愁眉方才舒展,而思绪又涌上心头,其内心的绵绵愁苦挥之不去,遣之不走。“才下”、“却上”两个词用得很好,把真挚的感情由外露转向内向,迅疾的情绪变化打破了故作平静的心态,把相思之苦表现得极其真实形象,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与愁情,独守空房的孤独与寂寞充满字里行间,感人至深。这和李煜《乌夜啼》 “剪不断,理还乱,是离愁,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”,有异曲同工之妙境,成为千古绝唱。


  总之,《一剪梅》笔调清新,风格细腻,给景物以情感,景语即情语,景物体现了她的心情,显示着她的形象特征。词人移情入景,借景抒情,情景交融,耐人寻味。 

  《一剪梅》写作背景

    这首《一剪梅》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,当作于1103年(北宋崇宁二年)的秋天。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这一句,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,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,“谁要触动了我,谁就不得好死”那样,其应验之灵之准,使得她的一生,那任由沉浮的际遇,那难以自主的命运,果然脱不开“花自飘零”四字谶语。

    李清照作此词时,正芳龄二十,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。花样年华,新婚燕尔,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、然而,正是从这首词开始,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,也就开始了。这位才女,其命运不济的一生,其不知所终的结局,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,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,更准确地说,是中国封建社会,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。


    故事得从1100年(元符三年)说起,这年正月,哲宗驾崩,赵佶嗣位,是为徽宗。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,一上台,便倒行逆施起来。

    1102年(崇宁元年)夏5月,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等人,被藉为“元祐奸党”。

    7月,李清照之父李格非,“以文章受知于苏轼”(《宋史》),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,顺藤摸瓜,在劫难逃。7月乙酉,定案“元祐奸党”17人,李格非名列第五,罢官。

    9月,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,凡百有二十,刻石京师端礼门,以示儆尤,李格非名列其中,充军广西象郡。

    1103年(崇宁二年)4月,毁司马光、吕公著等绘像,及三苏、秦、黄等人文集。

    9月,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“元祐奸党碑”。党人碑刻309人,李格非名列第26。

    1104年(崇宁三年)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,不得在汴梁居住,凡亲属,无论亲疏,遣返原籍。

    1106年(崇宁五年)春正月,慧星出西方,太白昼见,沼求直言,方有毁碑之举。

    1108年(大观二年)春正月壬子朔,宋徽宗大赦天下,党禁至此稍弛。(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》)

    据说,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,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,不得杀净臣,不得杀读书种子。刻石铭碑,藏于禁中,是否如此,未见正史,不敢断言。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,在历朝历代中,尚属礼遇,大体而言,刻薄是有的,残暴还说不上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,文人做官,做到部长级,国务委员级,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,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。他们出入宫禁,位列中枢,掌握机要,筹谋决策,真正受到帝王重用,那才真叫当官,绝不是当摆设,充玩意儿,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。有职有权,有威有势,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,想做官的作家,或者诗人,艳羡不已。

   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,也非等闲人物,以礼部员外郎,拜提点京东刑狱、作为河南、山东一带的“司法厅长”,“警察总监”,官也做得不算小的。所以,平心而论,混账如赵佶者,尽管修理文人,不遗余力,通过“党人案”,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,倒没有开过杀戒,没有砍人脑袋,总算不违祖宗规矩。不过,他先打“元祐奸党”,后打“元符奸党”,雷厉风行,严惩不贷,斗争从严,处理也从严.充军发配,妻离子散,打得大河上下,京师内外,杀气腾腾,鬼哭狼嚎,也是蛮恐怖的。

    北宋白神宗变法以来,到徽宗的“双打”,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“翻烧饼”,烙了这面再烙那面,烤焦这边,再烤那边,今天把这拨打下去,明天把那拨抬上来,后天,给打下来的这拨昭:写,再后天,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。这过程,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、下放、复职、再谪的政治遭遇。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,因蜀党被起用,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,又遭被打下去的噩运。

    可是,“元祐党人”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,都是有才气的文人,而对立面“元符党人”,几乎无一不是小人。知识分子的本性,土可杀而不可辱,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。宋徽宗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“元佑奸党碑”,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,比西方的耻辱柱,不知早了多少年?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,出现过的大字报、戴高帽、批斗会、“喷气式”,追本溯源,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。

   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,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,在开封的日子,不怎么好过。第一,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;第二,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。株连一说,虽然出自秦朝,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,无不奉为圭臬。宋朝,不可能有“可以教育好子女”的“给出路”政策,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“双打办公室”,以高俅领衔的“清查奸党工作组”。在中国,只要一搞运动,整人者,层出不穷,告密者,纷纷出笼,检举者,望风捕影,打小报告者,如影随形,立刻就是小人辈出,奸佞纷呈,恶狗满村,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。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,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,能逃脱得掉这么多“业余警察”的眼睛吗?

   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,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,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当今文坛,才有这份好运气的。

    幸好,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,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,惟一的精神支柱。这位在大学“读研”或者“考博”的丈夫,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,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把她扫地出门,而是四处求情,辗转托人,送礼请客,以求宽容,挨一天算一天,尽量拖延着不走。

    实际上,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,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,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,只消说一句话,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。然而,此人很不是东西,“炙手可热心可寒”,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。

    赵挺之不会为“双打分子”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,一方面是亲不亲,路线分;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。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,很生闷气,这和当年江青死整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一样,对他的儿媳,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!

   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,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,才有这首前景渺茫,后果难料的《一剪梅》。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:“可谓憔悴支离矣”(《弁州山人词评》)。这四字评语,可谓大奇。只有笛中人,过来人,才能作此等语。因为其父王仔,藏有《清明上河图》,严东楼想要,王仔不敢不给,但又舍不得,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。谁知被人揭发,由此忤怒严嵩,便找了别的藉口,将他关进大牢。王世贞营救无计,眼看其父瘦毙狱中。这种相类似的感受,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,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,是说到了点子上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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